第一，法律原则是联系法外世界的通道。
(28)邱爱民的《论法律发现及其方法》，将法律发现具体分为比较适用方法、冲突解决方法、法律解释方法、漏洞补充方法、利益衡量方法等，给人一种法律发现可以囊括其他法律方法的感觉。(38)[美]博登海默：《法理学》，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2页。
从司法意义上看，法律发现在不同的语境下又有不同的含义。二是发现了模糊的法律。郭卫华主编的《找法与造法——法官适用法律的方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主要探讨了法官适用法律的解释方法、漏洞补充方法、法律推理方法，只是在第七章提到了法律选择方法和第十二章法律方法在裁判文书中的展示中提及了对法律的发现、推敲与取舍等内容，并未将法律发现单列一章。(43) (七)古代法律发现问题 管伟的《试论中国古代法律发现的原则和方法》，认为尽管中国古代的法官群体无法与现代意义上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相比拟，但情罪相符前提下的引断允协的司法要求，同样要求他们要慎重地在庞杂而众多的法律资料中进行法律发现，并在规则的发现过程中形成了较为一致的思路与方法，姑且称为法律发现的原则和方法，主要包括：原名分原则。(29)邱爱民：《论法律发现及其方法》，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总之，对自治州地方性法规制定权采取逐步放开的策略显得过于保守。郑毅，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尽管前文所提及的多方面因素为人们在惩治法治观与励治法治观[29]二者之间的选择设置了语境依赖上的困难，但是由于法治实践的开放性，原有的法学话语体系和方法论体系能够得到更新，因此也在研究语境上为法律激励的研究从立法技术向治理理念的过渡提供了开放的空间。
法律激励的研究需要包容奖励与惩罚的双面研究，并摆脱技术化的樊篱，实现理念化的提升，以励治法治观替换惩治法治观。[31]丰霏：《法律激励的理想形态》，《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年第1期。对此，我们当然也可以在法律激励的中国古代实践和西方法制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加以验证，[11]或者对于那些原先赞成社会发展是法律激励动力源观点的人们来说，接受改革作为法律激励的原动力这一观点其实并不困难。[28]也正是出于这样的信心不足和理论担忧，法律激励的研究被堵在了从技术通往理念的道路上。
[19]参见丰霏：《法律治理中的激励模式》，《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2期。其中缘由，有的是因为法律相对于改革需求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是当我们尝试忽略法律制度建设的时间成本或者在坚守改革要于法有据的次序关系时，我们仍然无法依靠辩证关系来解释在改革过程中为什么原有的一些法律激励规范消失而有些法律约束和惩罚规范却有增无减，以至于我们非但不能说改革的深化与法制的发展是一场法律激励的兴旺进程，反而还要认可惩罚永远是法律的中心要义。
从激励理论上来说，他治中所包含的成分更多的是强制，因此往往停留在机械激励和定向激励的层面，自治则包含着自我激励的要素。因此，从法律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而言，法律的核心功能在于激励，法律上的惩罚性措施也都是服务于激励的，是激励机制的一部分。第三，当下中国法治发展过程中法制建设的具体任务使得法律激励的研究往往聚焦于具体实践操作层面的微观问题上。老人起先赞扬年轻人的活泼与热闹，同 时邀请他们每天都来附近玩耍，并给予他们每人一元钱作为奖励。
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在接触和感受法律时总是伴随着对法律责任的想象和预置，这一点不论是在西方现实主义法学者对法官判决的预测的论辩中还是在中国社会普通民众为求做主讨说法的话语中，都有明确体现。[11]参见倪正茂：《激励法学探析》，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4?6页;[美]詹姆斯·威拉德·赫斯特：《美国史上的市场与法律：各利益间的不同交易方式》，郑达轩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15页。法律制度中的约束规范不过是其他社会治理系统中激励性规范的代码转译，发挥着行为激励上的保健效果。市场秩序本身的逻辑就是一套激励体系，引导生产资源向更多需要的方向流动。
[5]倪正茂：《重视法律激励回应社会治理要求》，《检察日报》2014年4月29日。并且，就经济法所涉激励元素较多，而行政法、民法和刑法所涉激励元素较少的分析结论而言，也恰恰说明那些能够强力推进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转轨的法律制度更富于激励性。
第一，就经济建设领域而言，在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方面，不论从西方国家还是我国的经济发展经验和趋势来看，惩治不能带来经济繁荣，励治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可是，细推之下我们却发现，已然之后也是未然之前，所谓禁于已然之后的法律必然也发挥禁于将然之前的作用。
可以说，软法之治的形态有很多，在国际治理层面普遍存在，在国内治理层面也有很多体现，如国家立法中的指导性、号召性、激励性、宣示性等非强制性规范。类似的，我国在处理第三次和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科技与生态发展的问题时，在科技立法和环境立法中集中产生了众多的激励性法律文本，也正能说明法律激励文本的范围变化程度与改革内容及其活跃程度之间具有正向关系。社会共同体创制的各类自治规范等。【注释】 [1]这一点不仅反映在建立健全守法激励机制的官方提法中，也出现在诸如人民网、《光明日报》等媒体宣传中，还体现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4年度课题指南的法律激励的理论与机制研究的列题中。或者在法律的作用和功能的论述中，将法律激励作为法律众多作用和功能中的一种，而对于这种作用和功能如何发挥却言辞寥寥。在笔者看来，自我激励是法律激励的根本动力，并作为法律激励的最终理想，[31]因此，从他治向自治的理念转型也就必然意味着对法律激励的理念认可。
从此，老人又过上了安静悠然的日子。其二，如果简单地将法律激励文本的增加归因于社会的发展，那么我们将不能合理而准确地解释为什么在法律激励文本增加的同时，会有一部分法律激励文本被修改或废除。
例如，我们常常会在中外法律激励思想的对比中，或将法律激励视为现代西方法律理论中的某种未被国人发现的实践经验而在经济分析的实证视界中倡导法律的首要目的是通过提供一种激励机制，诱导当事人事前采取从社会角度看最优的行动。[33]参见朱立恒：《刑事执行程序与宽严相济的向背及调整》，《当代法学》2011年第2期。
我们说实证研究方法使得法学成为一门科学，不过在法学作为科学的旗帜下，实证研究方法却遮蔽了一些亟待理论探索的命题，法律激励命题即是其中之一。文章原载：《法商研究》2015年第3期 进入专题： 法律激励 立法技术 治理理念 惩治法治观 励治法治观 。
人们对法律的理解以及法律在社会治理实践中的重要作用总是无法脱离惩罚的逻辑。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总是将法律激励的研究局限在立法技术层面？在笔者看来，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25]王奇才、高戚昕峤：《中国法学的苏联渊源——以中国法学的学科性质和知识来源为主要考察对象》，《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5期。其中激励因子具备直接激励个体行为的作用，激励因子会让个体满意，而缺乏激励因子并不会让个体不满意;而保健因子虽然没有激励人的行为的作用，但是具有保持人的积极性、维持行为现状的作用，具备保健因子时能够让个体脱离不满意却不能促使个体满意，相反，当缺乏保健因子时，个体会产生不满意。
尤其对于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实践而言，华人本土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能够在法律激励的研究中发挥更大的理论助力。但没过多久，附近居住的几个年轻人开始在老人的住处周围嬉戏打闹，噪声不断。
进而言之，国内既有的法律激励的研究虽然揭示出法律制度具有激励功能，但是在论及法律缘何具有并发挥激励功能时，往往以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需为据而一笔带过。[27]然而，随着部门法学理论的发展，现有的法理学知识体系逐渐丧失了原有的理论指导力。
二是认为尽管不能将法律激励机制研究作为法律激励命题的全部，这种机制设计的研究工作却是法律激励研究的核心，零散的技术化研究成果经过汇总之后即可形成法律激励理论，法律激励的理念化是法律激励理论体系化的结果。对此，我们同样可以在上述学者的观点结论中得到正反两方面的论证。
当论及法律的激励性时，或者将之安排在法律与社会的关系章节中，将这种激励性解释成法律惩治违法分子所带来的人们心中关于社会安定和经济增长的满足感。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不仅意味着法治是市场活动的规范基础，要依靠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问题，而且意味着作为治理方式的法治本身也必然要适应治理对象的特点，体现市场的激励性要素。同时，由于违背基本道德和社会基本秩序的行为本身往往有限，新增的惩治规范也往往能为激励规范设定行为边界，因此法律发展过程中其他激励性规范的加入，使得法律中的惩罚性要素比例相对降低，从而使得法律激励展现出兴盛的态势。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必须结合法律激励的实效特点进行回答。
[36]多元的软法渊源不仅暗示出当代中国的多元主义法律规则，[37]也同样体现出有别于惩治法治观的励治理论的实践可能。也或者在关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人民性和自由性的论述中，笼统而隐约地阐述法律对社会活力的激发。
笔者认为，前者的错误之处在于放弃了理论自觉，后者的错误之处在于没有认识到法律激励的理念化本身也是法学理论和法治理论革新的一部分，具有重构法学研究范式的意义，因此本身并不能通过在旧有范式下研究成果的积少成多而自然取得。人们也习惯性地常常认为在中国古代的社会治理中，道德发挥教化功能，法律负担惩罚功能，道德禁于将然之前，而法律则是禁于已然之后。
而对于关注心理感受的制度建设而言，则必须依仗励治在法律解释方法上，文义解释还没有搞清楚，政治上的目的解释已经占领司法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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